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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寫翻譯研究于翻譯批評之重要性
        專業翻譯機構--麗都翻譯公司-因為專業 所以卓越   2019-01-12 11:44:03 作者:麗都國際 來源: 文字大小:[][][]
        2018年12月 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Dec.2018 描寫翻譯研究于翻譯批評之重要性王運鴻 (暨南大學外國語學院廣東廣州510632) 摘要:近些年來,中國翻譯批評學者不斷將各種西方現代翻譯理論運用于翻譯批評研究,但其中鮮有論及現代翻譯研究中最為重要的理論成果描寫翻譯研究與翻譯批評之間的相互關系。本文通過追溯翻譯批評從傳統到現代發展之軌跡,從學科體系、研究理據、方法構建等角度切入,探尋描寫翻譯研究與翻譯批評在翻譯研究學科體系中的地位及其相互之間的聯系,以期闡明描寫翻譯研究于翻譯批評之重要性。關鍵詞:翻譯批評;描寫翻譯研究;目標語取向;規范理論中圈分類號:}lD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876(2018)04J0083JD6 Ab蛔cI:In tlle p酗t decade8,CIIi∞se tra岫slation∞hola瑪have integrated a wide r蚰ge of Westem tr習mslati∞tII∞rie8 into tlle stIldy of t瑚sl撕on critici8m,am仰g which,h們佗ver,oIlly a few discu8s tIIe relati硼sllip鋤d applicati蚰of descriptive Ⅱa咀slali帆studies in tr鋤slati帆criticism..11le pe∞nt p印er cente瑪∞tlIe tlIeoDetical implic娟∞s tll砒d偽cri砸ve traIl8lati∞ 8tudies my hold for traIlslation criticism by訛cing tlIe deveI叩ment of mod伽tmIIsl砒i∞criticism舳d tlle fonnation of呦slati伽studi偽in gen瀏. Key刪s:tmnslation criticism;descri砸ve tr眥slation studies;taEget·0lientedness;n鯽n tlleory 1.引言翻譯批評并非翻譯研究領域一個嶄新的論題,白20 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翻譯批評的論著不斷出現,陸續有學者著書對翻譯批評進行理論建構和實踐探討。研究者選擇什么理論及其中介概念作為“閱讀”(即描寫) 工具,往往與研究者所屬學術傳統、流派和立場有關(彭勇穗2013:110)。其中較多以文學翻譯為主要批評對象(許鈞1999;王宏印2010),有些以譯例評析、優劣甄別為主(馬紅軍2000),有些則致力于梳理有關翻譯批評標準的研究成果(姜治文、文軍1999),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其中出現了不少綜述中西翻譯批評理論研究成果及探討目前翻譯批評理論構建的論著(楊曉榮2005;溫秀穎2007;呂俊、侯向群2009;周領順2014;劉云虹 2015)。綜觀以上著作,雖然不少學者提及描寫方法在翻譯批評研究中的應用(溫秀穎2007;王宏印20lO),但是,僅有個別學者論及描寫翻譯研究這一現代翻澤研究中最為重要的理論成果與翻譯批評之間的關 [20]s慨c砌,u.Sellliot洶[A].IIl M.BaI【er&G.SaId孤ha(ed8.). 蝴跏舭礦‰船№st濺[c].‰don&New York:R伽dedge,2009:260.263.【21]skcconi,u.Se“otic8鋤dtIan8lation[A].InY.Gambier&L.啪 Door8l掀(ed8.).舶,ld6礎曠‰m婦加&lIdf∞[c】.A吣terd鋤: John Benj姍ins PIIblishing cc帥p鯽y,20lO:314-319. [22]’Ih叩,P.’I'ow8rd8 tlIe∞mi撕c8 of tmnsh畸蚰[J].鼬沁,2000 (128):597和9. [23]Toury,G.Tmnsl觚仰:A cllltural·∞nliotic pe璐Pective[A].hI T. A.sebeok(ed.).勘鈔幽PeI船砌吶妒&,嘲西∞[C].Berlin& N刪YorI【:M伽ton de Gmyter,1986:ll“-1124. [24】丁爾蘇.符號與意義[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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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修訂本)[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作者簡介:郜菊,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研究生,云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譯學。責任編校 呂生祿 ·83· 萬方數據系(姚振軍2009)。本文旨在追溯翻譯批評從傳統到現代發展之軌跡,從學科體系、研究理據、方法構建等角度切入,探尋描寫翻譯研究與翻譯批評在翻譯研究學科體系中的地位及其相互之間的聯系,以期闡明描寫翻譯研究于翻譯批評之重要性。 2.翻譯批評:從傳統到現代不論東西,自有翻譯活動之始,翻譯批評之聲便不絕于耳。在中國,自東漢末年翻譯佛經開始之時,譯經實踐者和評論家們就不斷對自己的實踐或他人的譯經進行總結、品評。如《道行經序》中,道安批評朔佛譯本 “因本順旨,轉音如已,敬順圣言,了不加飾”,進而稱贊支謙譯本“委本從圣,乃佛之至誠”;《合放光光贊略解序》中,他又對《放光》和《光贊》兩個譯本進行分析與比較,指出《放光》“言少事約,刪削復重”,雖“煥然易觀”,但“必有所遺”,而《光贊》“事不加飾”,“辭質勝文”,雖 “諸多不便”,但“事事周密”。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譯標準也正是在對自己翻譯實踐的總結和對前人譯經的批評中提煉出來的。從延續一千多年的佛經翻譯到今天的中國文化走出去所引發的對外譯介高潮,翻譯實踐的過程始終伴隨著翻譯批評的聲音。在西方,始于古羅馬帝國時期的翻譯實踐活動發展至今已歷經六次高潮,而每一次翻譯活動興起的同時也都催生了翻譯實踐者和評論者有關翻譯策略、翻譯原則、翻譯標準等等問題的理論探討,這些理論也與翻譯批評密不可分,如杰羅姆(st.Jemm)評論辛馬庫(symm∞hus)所譯《舊約》“沒有采用死譯的語言而表達出來了《圣經》的意思”,進而提出翻譯不必始終字當旬對,而必須采取靈活的原則(譚載喜2004:29)。雖然翻譯批評的聲音在東西方都延續幾千年,但是長期以來,中西方的翻譯批評基本上都是圍繞直譯與意譯、死譯與活譯、忠實與不忠實的問題,深陷各種二元對立的泥潭,與傳統譯論相似,這一階段的翻譯批評可被稱作“傳統”階段(朱志瑜2009:5)。傳統的翻譯批評偏重實際應用,致力于翻譯原則的討論和翻譯標準的厘定,主要談論“什么是好的翻譯”、“翻譯應該或必須怎么樣”等主觀性強的問題,結論則不外乎“忠實”、“通順”、 “等效”、“流暢”爾爾。這種傳統翻譯批評模式秉承以原文本為中心、將忠實作為最高評價標準,我們一直強調“信”,西方則注重“對等”。簡而言之,傳統的中西翻譯批評具有相似的特征,即:都是“以忠實于原文為最高目標的應用翻譯學、目的在于尋求一種指導翻譯實踐的統一的、絕對的翻譯標準”(張南峰2004:4)。傳統翻譯批評模式的弊端顯而易見,研究者受限于文本的桎梏,堅持原文本中心主義,無視翻譯實實在在發生和存在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如此導致的一大流弊便是,大多數關于翻譯問題的討論均被文本層面的問題所掩蓋,而翻譯主體以及翻譯生產和傳播過程中客觀存在的各種社 ·84· 會歷史文化及所涉相關個體的因素則被完全忽視。批評者僅僅基于文本層面的靜態特征做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因而必然帶有強烈的個人主觀印象性。 20世紀50、60年代,語言學視角進入翻譯研究領域,這也將語言學范式帶人了西方翻譯批評。語言學視角下的批評模式與傳統純粹的文本中心主義略有差異,受現代語言學理論自身發展的影響,該時期的翻譯批評模式已經開始從關注文本本身轉向關注文本的功能。賴斯的《翻譯批評——潛力與限制》一書是現代翻譯批評研究的先鋒之作(snell-H0mby 2000:i】【),是“德國翻譯學術分析研究的起點”(Nord 200l:9)。賴斯認為,翻譯批評應基于兩個原則:一是客觀性;二是相關性?陀^性是相對于“任意性”和“不充分性”而言的,其核心是“可驗證性”(v鋤able)。相關性是針對于原文本而言,因為翻譯批評必然涉及到譯文與原文之間的對比分析(Reiss 2000:4名)。她強調,對任何翻譯做出的批評,無論是肯定的還是否定的,都必須舉以例證,聯系語篇背景和語境做追因分析,并盡可能提供更優選擇,以供讀者或者以后的譯者參考。賴斯之所以從功能視角出發、以文本類型為基礎提出翻譯批評的理論構建,其用意在于將翻譯批評從傳統的“純粹實用取向下的、直觀式的”批評模式中解放出來(Reiss 2000:ix)。雖然她的探討有助于促使翻譯批評擺脫傳統主觀印象主義的泥潭,但她仍然認為翻譯批評的過程要基于“對等”的概念,因此并沒有突破傳統“原文本中心”的桎梏。 20世紀80年代,翻譯研究領域發生了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一次轉向——文化轉向。這一時期,德國功能學派翻譯批評理論不斷發展,賴斯的學生弗米爾(H.J. V伽eer)提出了關注目標語語境的翻譯目的論,這標志著德國功能主義的翻譯批評理論從關注文本轉向了文本之外,其研究視角亦從源語端切換到了目標語端。與此同時,在更廣闊的范圍內,一批從比較文學領域切人的翻譯研究者開始將研究視角轉向了社會文化層面,他們在西方翻譯研究領域逐漸贏得了較高的關注度,引起了激烈的爭議和探討,學術觀點的不斷碰撞和融合正好促使文化視角下的相關理論迅速發展成熟,文化轉向由此形成,相關學者被稱為“文化學派”。在文化學派發展出的相關理論中,圖里的描寫翻譯研究理論影響最為突出,這一點從20世紀后期西方掀起的描寫翻譯研究熱潮可以窺見。描寫翻譯研究徹底顛覆了傳統的翻譯批評研究模式,并將所有傳統的翻譯理論定義為規定性,基于此,描寫翻譯研究重新對翻譯批評進行了定位。描寫翻譯研究突破了傳統的文本中心思路,將視野拓展到社會歷史文化層面,尤其是目標語端的社會歷史文化。描寫翻譯研究促使整個翻譯研究領域產生了一次重要的視角轉換和范式嬗變,給予西方翻譯批評研究很大的沖擊,它不僅促使整個翻譯研究領域邁向獨立性和現代性,而且將西方翻譯批評帶入了一個以現代翻譯理論為萬方數據指導、以科學的描寫分析過程為基礎、以詳實的文外資料和詳盡的文本數據為支撐的客觀化、科學化階段,給翻譯批評開拓了新的發展方向和更加寬闊的研究領域。西方翻譯批評在經歷了漫長的傳統階段之后,已經進入了現代翻譯批評研究的階段。相比較而言,中國的翻譯批評雖然一直開展得如火如茶,而且近些年來亦朝向“理性和科學化的趨勢發展,但依然沒有改變其人文主義的特色”(穆雷、藍紅軍2012:97),很多翻譯批評者仍然執著于隨感、靜態、以忠實于原文為最高標準的傳統翻譯批評模式,這也使中國的翻譯批評一直被詬病基本上處于傳統的階段,或者說站在現代的門檻上(王宏印2010:50)。就在20世紀末,翻譯批評界還掀起了一場關于《紅與黑》多個譯本的論戰,雖然這場討論極其熱烈,但諸多翻譯研究者和實踐者爭論的仍然是“直譯”和 “意譯”問題,而這顯然是個“沒有什么意義的問題”,因為,“有關‘直譯’和‘意譯’的問題自漢譯佛經以來到本世紀,一直有人議論,但始終沒有什么結果。到了90年代中期,居然又出現了這樣一次大規模的爭議,其中折射出的根本問題,是中國翻譯研究的落后”(趙稀方 2009:234)。西方翻譯批評研究的轉型得益于文化轉向和描寫翻譯研究熱潮的推動和沖擊,而中國翻譯批評相對滯后的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其批評有余、描寫不足。 3.描寫翻譯研究與翻譯批評的學科定位在霍姆斯為現代翻譯研究規劃的藍圖里,他清晰界定了描寫翻譯研究與屬于應用研究范疇的翻譯批評在翻譯研究學科體系中的位置;裟匪箤⒚鑼懛g研究視為“純”研究(“pure”studies)下首要的分支,因為它與翻譯研究的經驗現象之間的關系最為密切(Holmes 1994:71-72)。與描寫翻譯研究的“純”研究本質不同,他認為翻譯批評屬于應用研究范疇,將其列為應用研究的第四個組成部分(其他三個為翻譯教學、翻譯輔助、翻譯政策)(Holmes 1994:78);裟匪惯論及描寫研究之于翻譯批評的重要性,他認為翻譯批評雖然是主觀評價,但是也毫無疑問涉及到“客觀的分析”,唯有如此,才能反映批評者的態度和立場,就這一點而言,描寫翻譯研究對翻譯批評大有裨益,因為二者的結合可以降低翻譯批評“直覺的”和“印象主義”的成分(Holmes 1994: 78),這與賴斯與紐馬克強調的翻譯批評的客觀性特征正好一致。其后,描寫翻譯研究的奠基人圖里在肯定霍姆斯的基礎上,從理論構建以及翻譯研究各個分支的有機聯系等多個角度闡釋了描寫翻譯研究與以翻譯批評、翻譯教學為主要內容的應用研究之間的關系。首先,與霍姆斯不同,圖里并沒有將應用研究真正納入翻譯研究的中心范疇,他摒棄了霍姆斯關于應用翻譯研究(applied t啪s. 1ation咖dies)的提法,稱之為翻譯研究的“應用分支” (applied extensions)。圖里認為翻譯研究的對象是翻譯本身,即解決“翻譯是什么”的問題,而不應關注“如何翻譯”、“怎樣教翻譯”之類的問題,因為那些應該是翻譯實踐者或教學者要解決的問題。此外,他觀察到,應用分支更多“受到其他領域理論的影響”,而不是翻譯理論的影響,如翻譯培訓更多涉及到教學理論,翻譯批評可能更多涉及語言規則問題(Toury 1995:18)。這一點不難理解,例如,對馮唐《飛鳥集》的批評更多是從道德教化的角度(褻瀆經典、教壞青少年等等),而與翻譯本身無關。因此,圖里認為應用分支是規定性的,它與“純”研究的理論和描寫特征截然不同,作為一個實踐研究領域,應用分支的研究目標在于給相應的實踐設定規則 (Toury 1995:19)。同時,圖里再三強調,翻譯研究下的理論研究與描寫研究對于翻譯批評等應用分支的作用是單向的,圖示如下(Toury 1995:18): //—~—\ =”、一………。。嘲么茸∑ /\//}\理論研究 描寫研究刪黑㈣黜。州=”2篇。并……… ”’r… 7\翻譯培訓 矗譯輔助 翻譯批評圖里的研究焦點在于描寫翻譯研究,他認為應用分支是規定性的,但是他同時也認為理論研究和描寫研究的科學發現(scientifie findings)可為回顧性的翻譯批評研究和前瞻性的翻譯教學研究提供理論指導和研究基礎(Toury 1995:17),F代翻譯批評區別于傳統翻譯批評的重要特征之一即是:任何批評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理論框架和客觀參數的基礎上,而不是印象式的有感而發。豪斯在《翻譯質量評估修正模式》中明確指出:“翻譯評估應以翻譯理論為前提!(H叫se 2014:3)目前,強化翻譯批評的理論意識和方法論基礎已經成為翻譯批評研究者的共識,而描寫翻譯研究正好可以在不同層面為翻譯批評提供理論指導和方法支持,下文將嘗試從視角轉換、理論指導、方法理據三個方面闡述描寫翻譯研究對于現代翻譯批評之重要性。 4.描寫翻譯研究于翻譯批評之重要性 4.1視角轉換描寫翻譯研究認為翻譯批評應該脫離直觀式“無妄指責”的泥潭,必須基于客觀、真實的描寫分析之上,要達到這一目標,翻譯批評應是對真實語境下存在的“假定的翻譯”進行的批評(妣iner 2006;Hewson 2011),而不是有所選擇的“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式的主觀臆測。換句話說,即是應以目標語取向為基本立足點,而絕不是傳統的以原文本為中心、完全忽略翻譯的讀者群體、本末倒置式的批評模式。目標語取向是與源語取向相互對應但并非完全對立的一組概念。傳統的翻譯批評因其極度信奉和維護原文本的權威地位、關注文本的研究,大多屬于源語取 ·85· 萬方數據向,而描寫翻譯研究給翻譯批評帶來的一個重要轉變便是,它使翻譯批評擺脫了傳統的以原文本為中心、以目標語文本與原文本的等值問題為核心的研究取向,將研究關注點聚焦于目標語端的社會文化。目標語取向不但是文化轉向的重要特征之一,而且還被稱作現代翻譯研究的標志性特征之一,因為目標語取向“使翻譯研究具有獨立的研究對象,為譯者的‘角色’正名,鞏固了翻譯研究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合法性”(He瑚aIls 1999:37. 38)。目標語取向將翻譯從傳統的客場迎回了主場,即:翻譯實實在在發生作用、踐行功能的地方一目標語系統。對于翻譯批評而言,目標語取向促使批評者的視野從單純的原文本拓展到翻譯真正發揮功用的目標語社會文化語境,這不僅拓寬了翻譯批評研究的視野,而且為批評者做出相應的價值判斷提供了更客觀和多元的參照因素。傳統的以對原文的忠實或對等為唯一標準的批評模式忽視了翻譯活動(包括翻譯文本)的社會歷史文化特性,容易陷入主觀決定論的泥潭。如20世紀80年代初,由于錢歌川先生在其頗具影響的翻譯論著《翻譯的基本知識》中批評了賽珍珠版英譯《水滸傳》中“放屁” 一詞的翻譯(錢歌川1981:10)。此后的近20年里,關于賽譯《水滸傳》的翻譯批評大多都是基于“挑錯”的心理,批評者往往僅僅通過文本層面個別詞語或語句的比照,抨擊賽譯為“胡譯”、“死譯”、“歪譯”、“誤譯”。雖然有些研究者認為這里面有錢歌川先生所帶來的“名人效應”(馬紅軍2003),但是這種狹隘批評視野與傳統的 “文本中心”主義不無關系。描寫翻譯研究基本的(但不是絕對的)目標語取向首先保證翻譯批評不再囿于原文的桎梏,拋棄了譯文與原文一對一的對應概念,將更多現實存在的社會、文化、歷史甚至是心理的動態因素納入了批評者的視野。實際上,就歷史淵源而言,目標語取向的提出與翻譯批評研究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重大轉變息息相關。目標語取向的重要倡導者圖里也認為,目標語取向是德國功能學派的重要貢獻之一(Henn蛐s 1999:37),而恰恰是德國功能學派開啟了現代意義上的翻譯批評理論 (SneU-Homby 2000:ix)。德國功能主義的翻譯目的論,將翻譯認定為“在目的語情境中為達到某種目的及滿足目的受眾而產生的語篇”(Ve咖eer 1989:20)。翻譯目的論的提出標志著德國功能主義翻譯批評研究視角從源語端切換到了目標語端。因此,從理論構建來說,目標語取向是德國功能主義翻譯批評理論的基礎,亦是現代翻譯批評的基本立足點。需要說明的一點是,現代翻譯批評以目標語取向為基本立場,并不等于說,它完全或絕對排斥任何源語端的考察因素,而是強調目標語社會文化語境具有邏輯上的優先性,F代翻譯研究以追求“客觀性”為首要訴求 (Reiss 2000:23),而要達到這一目標,首要一步即是將 ·86· 任何翻譯作品置于其產生和發生作用的目標語社會文化語境下進行考察,因為任何文本都不是在真空的環境中產生的,而是為滿足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特定文化群體需求而出現的,翻譯文本亦如此。但是,翻譯作品的特殊之處在于,它們通常是為填補目標語文化的空白或迎合目標語文化特定社會群體的文化需求而出現,如我國歷史上延續千年的佛經翻譯滿足了中國社會、文化、語言和文學等諸多方面發展的需求,保持和活化了中華文化的生機。正是由于翻譯文本的這一特征,任何翻譯批評,無論是針對某部翻譯作品、某位譯者,還是關于某項翻譯活動,都必須將批評對象置于其所處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才談得上進一步的產品、主體或過程批評。社會文化語境與文本分析的結合拓寬了翻譯批評的研究范圍和視野,翻譯批評不再僅限于點評個別翻譯作評的優劣好壞,而是將某一翻譯文本或翻譯活動置于其所處的現實社會歷史語境,對其進行從接受端到源語端、從文外到文本的全面關照和分析。 4.2理論支持描寫翻譯研究的核心為翻譯規范研究,其理論研究框架下的各個層面的規范因子為翻譯批評提供了從宏觀到微觀的多維度參數。雖然圖里反對將價值判斷涉人描寫研究,但是規范理論和翻譯中的價值判斷不無關系。圖里還尤其關注翻譯批評研究與規范描寫研究之間的微妙關系,他指出,翻譯批評者所做出的評價須基于對“假定的翻譯所反映的規范進行的描寫和總結”,翻譯批評的過程即是將描寫過程的發現進行分類,并賦予批評者的立場的過程(Toury 2012:73)。規范研究與翻譯批評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規范一直被認為是描寫翻譯研究最具爭議的核心概念之一,但它也是描寫翻譯研究與翻譯批評之間聯系最為緊密的部分。例如圖里自身提出的初始規范就體現在翻譯的各個層面、各個階段,是貫穿始終、影響和約束翻譯行為的規范,圖里認為它是一個很好的解釋工具(Toury 1995: 57)。實際的翻譯活動就是一個妥協的過程,任何翻譯都是在以目標語系統和源語系統為兩端的中間地帶尋找平衡,“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的連續軸剛好反映了翻譯活動的這一基本特征,因此這一規范是解釋和評價譯者選擇和決定的重要輔助參數。圖里之后,另一位描寫翻譯研究的重要學者徹斯特曼發展了規范理論,他將倫理納入了規范研究的范疇,他對規范理論富有創見的發展被視為“描寫倫理學”(descriptive etllics)研究的始端(朱志瑜2009:8)。徹斯特曼提出的五種倫理(再現、服務、傳意、規范和專業責任)及相應的兩大范疇的翻譯規范——期望規范和專業規范,涵蓋社會、歷史、文化、經濟、意識形態、譯者心理等諸多因素,揭示了翻譯活動或翻譯行為所涉及的各種紛繁復雜的關系。因此,相對于傳統千篇一律、封閉式的翻譯批評標準來說,描寫翻譯研究視野下的規范及倫理框架顯然具有更強的理論萬方數據性和更靈活的適用度。近些年,隨著規范理論研究的發展,翻譯研究者不斷將視野投向廣闊的社會理論領域。如規范與布爾迪厄慣習理論的結合就很好地揭示了翻譯既是社會活動也是認知活動、既是群體活動也是個體活動的特征(王運鴻2014:21)。描寫翻譯研究與社會學理論的結合促使描寫翻譯研究的研究對象范圍大大拓寬,從單一的目標語取向轉向多維的社會學視角,從單純關注外在的規范研究,轉向內外結合的慣習與規范、個體與社會的雙向研究。該方面的研究成果亦給翻譯批評提供了很好的理據,周領順教授的《譯者行為批評》就是社會翻譯學理論在翻譯批評領域應用的成果。最后,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描寫翻譯研究的最終目標之一為探尋翻譯法則(t瑚sl砒ion laws)(Toury 1995/ 2012),而對翻譯法則的探尋正有利于促進翻譯研究應用分支的發展(Toury 1995:259),此處的應用分支主要指的就是翻譯批評和翻譯教學。無獨有偶,徹斯特曼亦認為翻譯法則研究對譯者行為評價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Cheste瑚an 2004:33’34)。近些年來,關于翻譯法則或共性與翻譯應用分支的關系問題,相當多的翻譯研究學者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和探討。例如,拉薇歐薩通過回顧翻譯共性研究在翻譯培訓和翻譯批評中的運用,肯定了已有翻譯共性研究成果對翻譯培訓和翻譯批評的重要促進作用(hiosa 2008:127)。近些年,翻譯法則或共性研究亦引發了語料庫翻譯研究的熱潮,而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僅為翻譯批評尤其是譯者行為批評提供了理論依據,同時也為翻譯批評提供了方法論上的保證,這就涉及到下一個方面。 4.3方法理據現代翻譯批評與傳統朦朧的、直覺式的批評模式的區別不僅在于現代翻譯批評更具有理論根基,還在于其科學的方法論理據?陀^性是現代翻譯批評區別于傳統批評模式的首要特征,是現代翻譯批評科學性的體現。雖然價值判斷是翻譯批評不可回避的議題,但是要使判斷具有價值,批評具有力量,翻譯批評必須基于盡可能充分而系統的描寫分析,而且描寫分析的結果是可以驗證的,而不是片面的、主觀臆測的,正是因此,有學者認為“翻譯批評的核心其實是一個論證過程”(Wil. 1i啪8 200l:341)。描寫翻譯研究一直被認為是具有“科學性”和“實證性”的現代翻譯研究,因為描寫翻譯研究致力于描寫實實在在發生的、可以觀測到的翻譯現象和事實,包括從古至今一切文化歷史中的實際翻譯活動,開展廣泛的個案研究,尤其是那些典型的和具有代表性的翻譯現象和行為,總結出翻譯活動的規律和特征,以此為基礎,探尋翻譯的本質。描寫翻譯研究發展至今,因其廣闊的社會文化視野,不斷融合嶄新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其科學實證的研究方法無疑為應用分支下的翻譯批評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方法論保證。從宏觀方面來說,描寫翻譯研究關注現實發生和存在的實實在在的翻譯活動及其在目標語社會所踐行的功能,這一目標語取向正是現代翻譯批評的重要立足點與出發點。BemaII(1995)亦提倡翻譯批評應從目標語文本的仔細閱讀和深入描寫開始,如有必要,應置于目標語系統下的規范的關照下進行分析,從而避免倉促的文本對比分析而忽視譯本所處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的特殊性。目前,翻譯批評已經吸收描寫翻譯研究社會學視角下的社會歷史研究方法,開展對翻譯產品、過程、主體、效果的全面關照和檢視。從具體操作層面來說,圖里認為描寫翻譯研究必須遵循“發現一證明”程序,任何描寫研究都是以盡可能挖掘與某一翻譯文本或翻譯活動相關的所有因素——包括文本內部與文本外部的因素為基礎。描寫翻譯研究理論框架主要由描寫和解釋(descriptive-explanatory)兩個部分構成,Hewson(2011:7)認為這一程序也適用于翻譯批評研究,因為任何翻譯批評亦都涉及到一個描寫一解釋的步驟(柚interpretative act)。此外,傳統的翻譯批評多以原文為對照開展文本批評研究,而現代翻譯批評借鑒了描寫翻譯研究的研究方法,不僅沿襲了傳統的批評模式,而且開展新的批評模式,如譯文與譯文之間的文本對比批評分析,不同時期的譯文之間的文本批評分析。有學者甚至將“偽譯”納入了翻譯批評研究的視野,因為偽譯批評亦能揭示翻譯的諸多本質特征,彰顯翻譯批評的功用,因此“不應該被翻譯批評研究所輕視或忽視”(‰iner2006:287)。描寫翻譯研究關于翻譯法則的探討亦開啟并促進了語料庫翻譯研究的興起和發展,語料庫翻譯研究的理論成果為翻譯批評提供了解釋和評價的參數,而這一方法本身則為翻譯批評研究提供了強大的、可持續性的工具支持,大量雙語語料庫的建設為批評的客觀性和科學性提供方法論上的保證。語料庫常用的分析程序與描寫翻譯研究所提出的發現程序相輔相成,兩者的結合可以促使翻譯批評進入一種較為科學的假設檢驗機制,從而將翻譯批評的解釋力和客觀度推向了更高的層次。已有學者將語料庫用于翻譯批評研究,并提出“語料庫批評譯學”的概念,認為語料庫批評譯學應堅持“描寫性導向和語料庫方法”(胡開寶、李曉倩2015:91)。 5.結語目前,翻譯批評研究在國內已進入全面發展的階段,而強化翻譯批評的理論意識、增強翻譯批評的客觀性也成為諸多翻譯批評研究者的共識。在中國文化走出去重大文化戰略背景下,描寫翻譯研究的目標語取向有助于促使翻譯批評尤其是漢英翻譯批評從源語端的 “自說白話”走向目標語取向下的“反觀自省”,其不斷發展的規范理論亦可保證翻譯批評不再拘泥于文本層 ·87· 萬方數據面技術性問題的討論,將批評者視野拓展到目標語端的社會文化、國際傳播領域以及個體認知層次,大大拓寬其研究領域。更為重要的是,翻譯批評研究可以通過借鑒描寫翻譯研究的相關理論成果和科學描寫方法,并將之內化為翻譯批評自身的理論模式和方法,從而促使中國翻譯批評徹底擺脫主觀、印象式的弊端,令其更具客觀性、實踐指導意義和應用價值。參考文獻 [1]BeHm,A.77le凸彈庇nceo,打圮凡嘲97l,c礎Ⅲ∞d 7.mm婦如n擁 R呷Ⅺnl缸Gf?r玎m,v[M].s.Heyvaert(t姍s).New York:st砒e uIli— ve礙畸of New York PIes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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