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entenary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國共產黨百年史既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1]也是一部傳播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19世紀末20世紀初，伴隨著西學東漸的大潮，馬克思主義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悄然來到中國”，^[2]由此開啟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程�；仡欀袊�共產黨成立百年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程，揭示其傳播的特點，有助于推進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史中，就其傳播內容來說大致可以分為兩大歷史階段：一個是以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主的階段；另一個是以傳播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主的階段。

第一，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到1945年黨的七大，這一階段主要以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主。這一階段，以五四運動為標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可以分為五四運動前后兩個歷史時期，這兩個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有較大的差異。五四運動前，雖然梁啟超、朱執信、胡漢民、劉師培等知識分子都或多或少地傳播過馬克思主義，但他們只是零星地傳播，而且主要是以翻譯、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部分篇章、個別論述為主。并且由于他們各自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目的和立場不同，他們并沒有真正站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所以當時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并沒有得到廣泛傳播。俄國十月革命后，李大釗開始關注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他相繼撰寫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BOLSHEVISM的勝利》《庶民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文章，系統介紹和傳播馬克思主義。巴黎和會特別是五四運動后，隨著中國知識分子普遍對帝國主義國家在巴黎和會上丑陋表演的厭惡，馬克思主義逐漸被中國先進分子選擇作為改造中國的思想武器，這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內容、傳播范圍、傳播規模、傳播影響等方面都大大超過了以往。這主要表現在：一是擁有一批有志向、有信仰的馬克思主義者。五四時期，以李大釗、陳獨秀、李達、李漢俊、毛澤東、周恩來、蔡和森、楊匏安等為代表的中國先進分子，在思考中國出路的過程中逐漸實現了各自思想的轉向，大多由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這些中國先進分子把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視為“共同的事業”，成為全國廣泛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骨干。二是成立和創辦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進步團體和進步刊物。進步團體和進步刊物是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載體和手段。在進步團體上，主要有1918年4月毛澤東和蔡和森發起成立的新民學會，1919年3月成立的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1920年3月鄧中夏等人在李大釗倡導下成立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19年9月周恩來、鄧穎超等人在天津成立的覺悟社，等等。這些進步團體通過搜集和譯介馬克思主義著作、開展社團活動、創辦書社、建立社團圖書館等多種方式傳播馬克思主義。在進步刊物上，中國先進分子創辦了一批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進步刊物。據統計，僅在五四運動后的一年多時間里就出現了400余種報紙雜志，而在一定程度上宣傳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就有200多種，著名的有《星期評論》《新青年》《每周評論》《覺悟》《湘江評論》《新江西》等。三是建立出版機構和書店。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開始有了堅強的領導組織。1921年9月，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家秘密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1923年11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了黨的第二家出版發行機構——上海書店，該書店“在國內外建立了龐大的發行網，遍布長沙、南昌、廣州、太原、青島、重慶、寧波、香港、海參崴和巴黎等地。共產黨人通過這些網絡把馬克思主義著作傳送到讀者手中”。^[3]在上海書店被當局查封后，中國共產黨隨即又成立了華興書局。在極端險惡的環境下，華興書局出版了大量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并通過私營書店、書攤等途徑發行和銷售，為廣大讀者接觸和學習馬克思主義創造了條件。除此之外，還有啟智書局、明日書店、生活書店、新知書店、讀書出版社等也積極出版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正是因為有一批堅定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他們通過創辦進步刊物、出版機構和書店，使馬克思主義得以在中國廣泛傳播。

第二，從1945年黨的七大至今，這一階段主要以傳播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主。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從來都不是單純的理論學說，而是要與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進而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造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因此，從一定程度上說，一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史，就是一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進而創造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隨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即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接續形成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內容就發生了轉向，即由原先以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主轉向以傳播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主。

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大理論成果，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從它們形成之日起，就面臨一個“如何傳播”的問題。其中，編輯出版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傳播方式。黨的七大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后，劉少奇就明確指出，要動員全黨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我們的黨員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澤東思想變為實際的不可抗御的力量”。^[4]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思想的著作相繼被編輯出版。如1942年，鄧拓負責出版了《毛澤東言論選集》和《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1944年又出版了五個分冊的《毛澤東選集》等，^[5]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集》《毛澤東書信選集》《毛澤東著作選讀》《毛澤東早期文稿》《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毛澤東軍事文集》《毛澤東外交文選》《毛澤東年譜》以及《周恩來選集》《劉少奇選集》《朱德選集》《陳云文選》等相繼出版，這為毛澤東思想的廣泛傳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隨著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接續形成后，這些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也相繼被出版，如《鄧小平文選》《鄧小平思想年編（1975—1997）》《江澤民文選》《江澤民思想年編》《胡錦濤文選》等。特別是黨的十八以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著作得到大力出版，如《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等。除此之外，還出版了宣傳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的重要講話單行本、有關重要論述專題摘編等，這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并沒有局限于國內范圍，我們黨還特別注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對外傳播，即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國際傳播。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黨中央就非常重視毛澤東著作的翻譯工作，專門成立了《毛澤東選集》翻譯委員會。據統計，《毛澤東選集》先后被譯成30多種外文語種。改革開放后，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鄧小平、陳云、江澤民、胡錦濤的著作和文章也陸續被翻譯成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日文等外文版本向世界傳播。^[3]特別是《習近平談治國理政》更是在國際上“圈粉”無數，成為全球暢銷書籍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黨的七大以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主要以傳播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主，但這并不是說就不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了。眾所周知，由于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繼承和發展，在中國傳播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就是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通過舉辦紀念活動、學習活動、翻譯出版經典著作等多種形式宣傳馬克思主義，從這個角度上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在中國共產黨百年史上從沒有中斷和停止過。

在中國，較早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是孫中山。他早在流亡倫敦的時候就經常去大英圖書館廣泛閱讀和接觸各種涉及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書報�！爱敃r他還曾提倡和鼓勵留學生去學習和研究馬克思所著的《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等文獻�！�^[7]五四時期，中國先進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翻譯、研究進入一個新階段。十月革命爆發后，李大釗第一時間在《新青年》發表多篇學習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論著。1920年，經由李大釗的大力支持和提倡，北京大學在全國率先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該會的宗旨是致力于翻譯、研習以及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據羅章龍回憶，研究會專門“成立了一個翻譯室，下設英文、德文與法文三個翻譯組”，^[8]組織翻譯了《共產黨宣言》《震撼世界的十日》《資本論》（第1卷）等馬克思主義著作。

在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對《共產黨宣言》的學習、翻譯、傳播與研究占有特殊的地位。五四運動前，“譯者對《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內容、方式都具有選擇性，主要是片譯、摘譯和段譯”，^[9]這對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帶來一定的影響，所以當1920年《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問世后，不僅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產生了極大影響，而且其傳播與翻譯也呈現出“遞進性翻譯與選擇性傳播、多路徑傳播與多梯次傳播、主觀性解讀與‘中國式’解讀”等特點。^[10]從1920年到1945年，《共產黨宣言》先后形成了由5個譯本構成的文本群，它們分別是陳望道1920年依據日文翻譯的譯本、華崗1930年依據英文翻譯的譯本、成仿吾和徐冰1938年依據德文翻譯的譯本、博古1943年依據俄文翻譯的譯本以及陳瘦石1945年依據英文翻譯的譯本。^[9]可以說，《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和傳播影響了許多先進知識分子走上革命道路，促使他們更加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正如毛澤東所說：“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12]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非常重視馬克思主義的學習、翻譯與研究工作。1938年，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成立了馬克思列寧學院，學院除了對黨員領導干部進行培訓之外，其中一項重大任務就是專門負責翻譯和編輯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昂脤W”、“善學”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優良傳統，也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為了加強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翻譯與研究，毛澤東指出：“要把全黨變成一個大學�！�，“全黨的同志研究學問，大家都要學到底，就要進這個無期大學”。^[13]他號召大家要發揚“攻讀”精神，“擠”時間學習，“鉆”進去研究。黨中央不僅成立了學哲學小組、學習《資本論》小組，還專門制訂學習計劃、學習制度。不僅如此，中央還“決定五月五日馬克思生日為學習節”，^[14]很快就在全黨上下掀起了一股馬克思主義學習熱潮。

新中國成立前夕，黨中央仍然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的翻譯、傳播與研究工作。如毛澤東就曾嚴格要求黨員干部要深入學習12本“干部必讀書”。僅在一年的時間內，這套干部必讀書就由解放社出版，印發數高達300萬冊。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號召不僅黨員干部要加強馬克思主義學習，而且也要加強對青少年學生群體的馬克思主義教育。于是，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不僅率先開設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相關課程，而且還集中編寫了相配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材。此外，在翻譯馬克思主義方面，1949年黨中央專門組織成立了中央俄文編譯局和斯大林全集翻譯室，專門負責翻譯蘇聯出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著作。1953年，中央俄文編譯局和斯大林全集翻譯室合并，組建了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簡稱“中央編譯局”），2018年又與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職責整合，組建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歷經數十載，在中央編譯局幾代翻譯工作者的艱辛努力下，共計一百多卷幾千萬字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編譯出版，這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重大貢獻。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的翻譯、傳播與研究也迎來了春天。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建立專門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自1977年組建中國社會科學院以來，全國各省市先后建立了40多個專門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理論探索以及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發揮了重要作用。^[3]二是出版大量的專題文集和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編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合作社》《列寧論蘇維埃俄國的經濟建設》等一系列專題文集。與此同時，中央編譯局還先后組織編譯出版了17卷《列寧文稿》和60卷《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等�？梢哉f，這些經典著作和專題文集的出版，對學習、傳播與研究馬克思主義具有重大意義。三是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該工程的主要目的，首先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譯文進行重新審核與修訂，如編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和《列寧專題文集》5卷本。其次是對經典著作基本觀點進行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產生了一大批學術著作和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再次是在全國高校中進一步規范和強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和人才隊伍建設，在全國范圍內設立馬克思主義學院等教學科研機構。同時，全國高校涌現出許多由學生自發組織的致力于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社團。

不難看出，中國共產黨百年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呈現出邊學習邊傳播、邊翻譯邊傳播、邊研究邊傳播的同頻共振的良好態勢。為了更好地推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我們必須堅持學習、翻譯與研究的同頻共振，任何一方面做得不好，都會導致馬克思主義傳播出現失誤或者偏差。

馬克思主義從來到中國第一天起，就是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理論而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的。于是，如何結合中國實際來應用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不可避免地成為貫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史上的一個關鍵性問題。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在一開始被學習、翻譯、傳播與研究時就已然開啟了中國化的進程，即一邊傳播一邊中國化，兩者是雙向互動的，即在傳播中實現中國化，在中國化中進一步廣泛傳播。^[16]

第一，傳播中的中國化。從文化傳播意義上講，馬克思主義要在中國傳播，必須與中國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相結合；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又必須帶有明顯的工具理性，即能滿足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需要，由此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傳播中的中國化。

一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中的中國化。這一時期，中國先進分子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已經開始思考如何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問題了。如李大釗就指出：“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面……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17]在陳獨秀看來，“要以馬克思主義為藍本，恰當的適應中國的實際環境”。^[18]惲代英指出：“尋求一個適合國情,而又合于共產主義的方針來�！�^[19]這些充分說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過程中，必須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成為當時許多先進分子的共識。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內一度出現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化和神圣化，簡單地照搬和教條式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本本”來裁剪中國革命實際的錯誤，這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災難，造成重大損失。這種現象不僅引起了我們黨的重視，而且也引起了共產國際的關注。對此，1935年，共產國際七大明確提出要“避免用一成不變的方法和籠統公式去代替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分析”。^[20]在隨后召開的瓦窯堡會議上，批評了黨內存在的不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活潑地運用到中國的特殊的具體環境”，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當成一成不變的教條。這些論述都是有針對性的，指明了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傳播和運用要從中國實際出發，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正是在這個正確思想的引領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

二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中的中國化。隨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內容日益完整，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設想以及列寧關于革命階段的劃分和民族殖民地學說、新經濟政策等，受到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極大關注。這使他們意識到“在新民主主義制度下需要資本主義的適度發展”。^[21]基于此，在毛澤東看來，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首先進行民主主義革命，而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過程，只有完成了前一個革命過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個革命過程”。^[22]可以說，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具有過渡性質的社會形態，這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既然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是社會主義社會，那么如何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三大改造”為著眼點，探索獨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從而最終成功地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深刻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有機結合。然而，接下來的問題是，社會主義究竟應該如何建設？關于這一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講過，中國歷史上也沒有先例可循。因此，當時選擇學習甚至照搬了蘇聯模式。經過對蘇聯模式的學習和效仿，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同時也帶來不少問題，這不得不促使中國共產黨人繼續探索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我們黨提出了以蘇為鑒，走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想。不僅如此，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毛澤東還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創造性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學說和社會主義發展分為兩個階段，即“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23]這些思想主張，顯然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在傳播中的中國化。

三是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傳播中的中國化。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鄧小平反復強調：“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24]鄧小平始終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老祖宗”，并在實踐中創造性地運用“老祖宗”的普遍方法、基本觀點、基本立場、基本方法，實現馬克思主義在傳播中的中國化。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繼續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放置于當代中國實際的坐標軸中進行思考，從而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極大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立足于新世紀的國情，科學回答了新形勢下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最終形成科學發展觀，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向了一個新高度。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新時代偉大實踐中，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這一新思想緊緊圍繞“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課題，回答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方位、根本方向、根本立場、總體布局和戰略布局、國家安全、國防和軍隊建設、“一國兩制”和祖國統一、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黨的建設等問題，推進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第二，中國化中的傳播。馬克思主義在不斷實現中國化的過程中，也進一步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更廣泛的傳播，特別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是馬克思主義傳播的特有形式，內在包含了理論層面的傳播、實踐層面的傳播以及政策和策略層面的傳播。

一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層面的傳播。所謂理論層面的傳播就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反映客觀世界特別是人類社會的本質和規律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理論表達”。^[25]比如，體現在毛澤東思想中，主要有新民主主義理論、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論、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理論、黨的建設理論等。體現在鄧小平理論中，主要有黨的基本路線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改革開放理論、社會主義根本任務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等。體現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主要有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理論、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理論等。體現在科學發展觀中，主要有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理論、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理論、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理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等。體現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主要有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理論、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理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理論、“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理論、“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理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理論等。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層面的傳播主要就是傳播這些方面的理論。

二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實踐層面的傳播。所謂實踐層面的傳播就是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存在的“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26]并“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26]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歷史性飛躍的理論結晶，當它用來解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際問題的時候，總要通過一定的具體實踐活動來體現，由此形成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實踐層面的傳播。其中，實踐層面的毛澤東思想的傳播，主要集中在與三次“左”傾錯誤的論爭、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探索、土地制度改革和“三大改造”的實踐、社會主義建設探索等。實踐層面的鄧小平理論的傳播，主要集中在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與“兩個凡是”的論爭、經濟體制的改革和改革開放的展開、政治體制的改革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實行“一國兩制”構想等。實踐層面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傳播，主要集中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等。實踐層面的科學發展觀的傳播，主要集中在構建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改善民生和保障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的實踐等。實踐層面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主要集中在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等。

三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策和策略層面的傳播。所謂政策和策略層面的傳播是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包含的中國共產黨為實現一定歷史時期的政治目的而采取的策略方針的傳播。毛澤東思想在政策和策略上的傳播主要體現在統一戰線的政策和策略、對人民實行民主和對敵人實行專政的政策和策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政策和策略等。鄧小平理論在政策和策略上的傳播主要體現在一手抓物質文明和一手抓精神文明的政策和策略、摸著石頭過河的政策和策略、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政策和策略、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政策和策略等�！叭齻�代表”重要思想在政策和策略上的傳播主要體現在科教興國的政策和策略、民主決策和依法決策的政策和策略等�？茖W發展觀在政策和策略上的傳播主要體現在人才強國的政策和策略、全面協調可持續的政策和策略、統籌兼顧的政策和策略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政策和策略上的傳播主要體現在堅持實事求是、提高科學思維能力、重視調查研究、保持戰略定力、發揚釘釘子精神等政策和策略。

總之，在中國共產黨百年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三個特點中，從以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主轉向以傳播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主，回答了馬克思主義傳播內容的歷史走向問題；翻譯、傳播馬克思主義與研究馬克思主義同頻共振，回答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目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傳播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雙向互動，回答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目標問題。它們共同型構了中國共產黨百年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史。